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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海建 | 康有为与进化论

茅海建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19-05-16

微信ID:sanlianshutong

『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』


康有为与进化论


主讲:茅海建(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)


时间:7月8日(周日)14:30-16:30
地点:首都图书馆A座一层多功能厅(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)
主办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 首都图书馆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中读


戊戌变法是效法西方的改革。然其主要指导者康有为对西方的思想与制度没有相应的知识,以往的论者多以“进化论”作为康有为接受西方思想的主要标志。


本次演讲以此展开,说明康有为在各个时期对“进化论”的迎拒。由此证明,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并没有接受“进化论”(天演论)。此后,虽使用“进化”一词,只是当作进步说,对“进化论”并无真正的理解。 康有为曾在达尔文的石像前宣称,他与达尔文思想上“暗合”。到了其晚年,将“进化”与“天演”当作对立的概念,接受“进化”,反对“天演”,并在《大同书》中,称达尔文“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”。


本次演讲的内容是学术性的,但演讲者将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理。



【主讲人简介】茅海建,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。著有:《天朝的崩溃:鸦片战争再研究》《苦命天子:咸丰帝奕詝》《近代的尺度: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》等。



康有为芝加哥留影


康有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(节选)


文︱茅海建


*本文系茅海建教授5月28日北大讲座发言,节选发布


康有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,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题目,是近几年最为关注者。我写了几篇非常学术性的论文,字数加起来大约有三十万字,十分繁琐。我在这里尽可能讲得不那么学术,尽可能简要明白一些。


大约在五年前(2013),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康有为戊戌时期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的论文。这项研究的起因是,既然台北的史语所研究员黄彰健院士已经证明康有为《戊戌奏稿》作伪,既然中国人民大学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经发现《杰士上书汇录》和许多康有为的原始奏折(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拟的),称戊戌变法是“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运动”,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据;那么,戊戌变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?我想以可靠的档案与文献为基础,重新梳理一遍,得出新的结论来。为此,我制定了一个计划,申请了一个项目,准备用一年半的时间,写一篇五到十万字长篇论文。我得到了一笔小的资金支持。


可是,研究进行没多久,就卡壳了。我遇到了两个难题。


一、1898年(戊戌)之前,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。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:儒家的《六经》皆存世,即“今文经”,秦始皇并未焚尽;所谓“古文经”,皆是伪经,是西汉时领校“中秘书”(皇家藏书)的官员刘歆所伪造,目的是为王莽的“新朝”服务。此即“新学伪经说”。中国的早期历史“茫昧无稽”,尧、舜、文王等“文教之盛”,皆是孔子“托古”的创造,其目的是以民间“素王”身份来“改制立教”。不仅《春秋》为孔子所创,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(《仪礼》)《乐》《易》,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。此即“孔子改制说”。



 “新学伪经说”“孔子改制说”虽然非常大胆,也非常极端——按照康有为的说法,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,服务于“新朝”,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,以能“改制”,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,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——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,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,而非为最终的结论。用今天的说法,属于“中期研究成果”。如果仅仅用“新学伪经说”“孔子改制说”去解释当时的康有为,那么,他只是一个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,不会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:不会去自办万木草堂,不会去自办各类报刊,如《强学报》《时务报》《知新报》,不会到广西去讲学,也没有必要去办强学会、圣学会、保国会之类的政治性组织,更没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给光绪帝上书。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?



二、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奏折来看,向光绪帝提出的政策设计大体上是西方式的,或用西方的历史来说事;但从康有为的著述来看,如前面提到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,从康有为的讲学内容来看,如《长兴学记》《桂学问答》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万木草堂门生笔记,却很少有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内容,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想,相当多的部分属经学。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,是《实法公理全书》,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,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度,而是西方数学中的“几何公理”。1891年,康有为与广东大儒朱一新有一场论争,康在信中说:


  • ……缘学者不知西学,则愚暗而不达时变;稍知西学,则尊奉太过,而化为西人。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,而讲西学政艺之用,然后收其用也。故仆课门人,以身心义理为先,待其将成学,然后许其读西书也。然此为当时也,非仆今学也。


“必有宋学义理之体,而讲西学政艺之用”,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“中体西用”的说法,不仅早于孙家鼐(见其奏折,1897),更早于张之洞(《劝学篇》,1898)。




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,戊戌变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,但这个推动者却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与制度。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,也没有去过外国,他能得到的外部资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、西方传教士等人翻译的西书,其中以声光化电、机器制造为主,关于西方思想、制度、经济与社会学说的书籍相当有限。他可能也看过一些日本译书,从目前的研究来看,若真读书,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,且有自我的理解。


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,上面说的两个问题,实际是一个问题: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(“新学伪经”“孔子改制”)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?如果再深入一步,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: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,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,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,也无人听得见。他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,纯属偶然,不是由他来决定的。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,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?


光绪、康有为、梁启超合成图


我由此被卡住了,研究进入了瓶颈。2015年7月,我到京都住了一个月,试图开一点思路,结果毫无效果。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,没有史料的突破,思路又有什么意义呢?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。


恰在这个时候,我发现了梁启超《变法通议》的进呈本(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),便转过头来研究梁启超的著述。正是在梁的著述中,我看到了光明——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“大同三世说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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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同三世说”的主要内容


在万木草堂讲学时,康有为称“尧、舜如今之滇、黔土司头人也”;又称:“尧、舜皆孔子创议。”(黎祖健:《万木草堂口说》)此处说“尧、舜为民主,为太平世”,即孔子创造出尧、舜,圣意在于“太平之治”;孔子又创造出文王,是为“拨乱之治”,“以行君主之仁政”。以“孔子改制”讲“大同三世”,这里面的意思,若不加解释,不易察觉。我仔细查看《孔子改制考》,与“大同三世说”相关的内容,仅仅找到六条。在《春秋董氏学》中,康有为称:


  •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,托之《春秋》以明之。所传闻世为据乱,所闻世托升平,所见世托太平。乱世者,文教未明也。升平者,渐有文教,小康也。太平者,大同之世,远近大小如一,文教全备也。大义多属小康,微言多属太平。


康的这一说法,是对《公羊》派“三科九旨”的扩展,加上《礼运篇》中“小康”“大同”的内容。我仔细查看《春秋董氏学》,与“大同三世说”相关的内容,仅仅找到五条。《孔子改制考》《春秋董氏学》讲的是“孔子改制”的内容,“大同三世说”不是两书的主题。若不是特别的挑选,这十一条内容,稍不注意就可能放过去了,且仅看此十一条内容亦难窥全豹。


康有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,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。按照康的说法,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,口传其弟子,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,主要是《春秋》及《公羊传》《礼记》(尤其是《礼运篇》《中庸篇》和《大学篇》)《易》《孟子》《论语》等文献,以留待“后圣”之发现。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,亦有所施行。


从1900年夏天起,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、印度大吉岭,至1903年春夏之交时才离开。在此两年多中,他遍注群经——《〈礼运〉注》《〈孟子〉微》《〈中庸〉注》《〈春秋〉笔削大义微言考》《〈论语〉注》《〈大学〉注》等,由此完成其“大同三世说”的著述。

《大同书》,长兴书局,1919年版


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方式来说明“大同三世说”的基本概念,可谓:一、据乱世,多君世,尚无文明;二、升平世,一君世,小康之道,行礼运,削臣权;三、太平世,民主世,大同之道,行仁运,削君权。“大同”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,但其时不可行,只能以“小康”来治世,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。对此,康在《〈礼运〉注》中称言:


  •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,乃至夏、殷、周三代之道皆无徵而可伤。小康亦不可得,生民不被其泽,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,而生哀也。孔子于民主之治,祖述尧、舜,君主之治,宪章文、武……其志虽在大同,而其事祇在小康也。


需要注意的是,康有为在槟榔屿、大吉岭精心著述时,阅历与见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。1898年9月他离开北京南下,在上海由英国军舰接往香港,然后去了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和新加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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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制立教


对康有为来说,从“新学伪经说”到“孔子改制说”,是一个思考的过程,其最终的结论,应当是“大同三世说”。从“大同三世说”再到《大同书》,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。两者之间的联接性是比较明显的,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:康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,藏于经、传、史等典籍之中,是他通过“微言”而发现的“大义”;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说明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,那种历史命定论的色彩也有所淡化。


“新学伪经说”“孔子改制说”“大同三世说”皆是学理,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政治。康有为虽然有参与高层政治的企图,但他唯一的办法是上书。通过上书而获得皇帝青睐的机率是很低的;而“新学伪经说”“孔子改制说”“大同三世说”这类学理在高层政治是不可能通过的,尤其是“大同三世说”,其目标是改皇帝为民主,最终要消亡国家,实现世界大同。清朝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对此认同呢?

钱定安校本《大同书》 1935年出版


康有为创造这些学理,目的是“创制立教”。在万木草堂,他对其门徒直白地说:


  • 孔子谓: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然则,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?书者,六经也;言者,口说也;意者,圣人所未著之经,未传诸口说者也。然则,圣人之意一层,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。(黎祖健:《万木草堂口说》)


康多次说明,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《春秋》和《易》。《春秋》记事,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义,其义理由孔子口说而由弟子相传,《公羊》是最主要的一支;但《春秋》中的许多义理,《公羊》未能明,甚至董仲舒、何休都未有解。至于《易》,全是义理。此即“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”。康此处所称“今日学者”,即是康本人。这种不见于经、传,甚至不见于董说何注的孔子思想,可以说是康的自我理解、自我体会,也可以说是康的自我发挥。康可以将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,“托孔改制”。他又对其门徒说:


  • 地球数千年来,凡二大变,一为春秋时,一为今时,皆人才蔚起,创制立教。(张伯桢:《康南海先生讲学记》)


此处的“春秋时”主要是指孔子,而“今时”又可见康的自期,他要仿效孔子“创制立教”。康常引用《中庸》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、《公羊传》“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”,颇有自许之意(见《〈中庸〉注》《〈孟子〉微》)。康还在《孔子改制考》的序言中称:


  • 天哀生民,默牖其明,白日流光,焕炳莹晶。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,乃睹此广乐钧天,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……


他这些话讲得很明白,他是受命于天的。


《大同书题辞》


当时的文士章太炎,对康有为创教的设想有所揭示。1897年,他写信给老师谭献的信中称:“康党诸大贤,以长素为教皇,又目为南海圣人,谓不及十年,当有符命。”他在《自订年谱》称:1897年“春时在上海,梁卓如等倡言孔教,余甚非之”。而冯自由后来记录章太炎对梁鼎芬的谈话称:“只闻康欲作教主,未闻欲作皇帝。实则人有帝王思想,本不足异;惟欲作教主,则未免想入非非。”(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)而梁鼎芬在前面谈到的《康有为事实》中又称:


  • 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,意欲自为教王,因创立一教,谓合孔教、佛教、耶苏、希腊教四教而为一,自命为创教之圣人,其徒皆以圣人称之。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,则许为通天人之故,闻者齿冷。康所著书内有《孔子为改制之王考》一卷(上海有刻本),称孔子为教王,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,康即今之教王也。


梁鼎芬的说法也是相当肯定。即便从康有为这方面的材料来看,也是相当清楚的。他在《孔子改制考》一书起首便称:


  •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,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,为神明,为圣王,为万世作师,为民作保,为大地教主。生于乱世,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,而垂精太平,乃因其所生之国,而立三界之义,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。


其中“黑帝乃降精”,见《春秋演孔图》,属纬书,称孔子的母亲在梦中与黑帝相交而生孔子。康引纬书言“黑帝降精”,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,有意模仿基督教的“圣诞说”。康办《强学报》,用的是孔子纪年;又命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上也用孔子纪年,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办到。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。百日维新期间,康有为上奏光绪帝,要求建立孔教会。


根据《孔子改制考》,孔子“创制立教”的工作主要是两项:一是创制经典,二是传教于门徒。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,再加上“大同三世说”,“小康”“大同”之制,经典的创制已初步完成。康主持的万木草堂,已有相当的规模,其门徒张伯桢称:“同学凡百余人。”(《康南海先生讲学记》)康又到广西去讲学,梁启超等人去湖南主办时务学堂,亦可视之为“传教”。


保救大清皇帝会加拿大成员,康有为在其中


根据《孔子改制考》,从春秋到汉武帝独尊儒术,即孔子创制立教至改制成功,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,并规范了“百世之后”的政教礼仪。基督以十二使徒传教于天下,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,都不是一代人的事业。康此时若真心有意于“创制立教”,也不会太注重于当下。大约在1897年春,梁启超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:


  • ……尚有一法于此,我辈以教为主,国之存亡,于教无与。或一切不问,专以讲学、授徒为事。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,乃始出而传教,是亦一道也。弟子自思所学未足,大有入山数年之志,但一切已办之事,又未能抛撇耳。近学算、读史,又读内典(读小乘经得旧教甚多,又读律、论),所见似视畴昔有进,归依佛法,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,皆婆罗门旧教所有、佛吐弃不屑道者,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,奈何。(《觉迷要录》,录四)


梁此中谈到的“教”,是超越国家的,即“国之存亡,于教无与”,说的就是“大同三世说”。梁让康“专以讲学、授徒”,当万木草堂学生学成后,出而传“大同三世说”之教。梁对其掌握的“教”义仍不满足,想通过“入山数年”以补足。梁又通过数学、历史和佛教经典的学习,自觉“归依佛法”,甚至对“吾教太平大同之学”一度产生怀疑,觉得“所学失所凭依”。梁的这一封信,是戊戌政变后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。内容大体相近的梁信,还有一封。


康有为“创制立教”,是想当教主;当然,如果有可能,也想当帝师。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历史的结局,他没有当成教主,也没有当成帝师,而是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期当了光绪帝的重要谋士。由此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说法。1898年冬,康在日本写《我史》,这是他第一部人生总结,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。康称,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,其弟康广仁劝其“不如归去”,回乡授学,用康广仁的话来言其志:


  • 伯兄生平言教,以救地球,区区中国,杀身无益。


根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批语:“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,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”;康的志向不仅仅是“救中国”,而在于“地球”。康又称,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、烟台至上海,一路上多次逢救。大难不死,必有其因:


  • ……凡此十一死,得救其一二,亦无所济。而曲线巧奇,曲曲生之,留吾身以有待来兹。中国不亡,而大道未绝耶?“聚散成毁,皆客感客形”,深阅死生,顺天俟命,但行吾“不忍”之心,以救此方民耳……此四十年乎,当地球文明之运、中外相通之时,诸教并出,新理大发之日,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,当中国政变之事,为四千年未有之会,而穷理创义,立事变法,吾皆遭逢其会,而自为之。学道爱人,足为一世,生本无涯,道终未济……


我以前每读至此,总觉得康在造作;然读到梁启超等人关于“大同三世说”的诸多著述,才隐约地感到,康也未必矫情,或真以为自己天降大任、使命在身呢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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